银行同业业务八十年：逻辑与演进

    自从2017年3月银行业开始加强监管以来，同业业务成为了最受关注的银行业务之一，并且往往被认为是违规行为多发的业务，处于舆论焦点中心。但事实上，同业业务本身是银行业非常传统、正常的业务种类，同样是银行支持实体的手段之一，却为何在近年变成了众矢之的了呢？

    同业业务该是什么样？我们先回到风云变幻的民国，去看一个实例。

    2013年12月（也就是发生6月大钱荒和12月小钱荒的那一年，而钱荒中出问题的正是同业业务），国内金融学学术期刊《金融研究》发表了刘冲、盘宇章两位博士的《银行间市场与金融稳定——理论与证据》一文。这篇文章专门挖掘了1935年“白银风潮”冲击下的上海银行业，分析了当年的同业业务是如何帮银行抵御了流动性冲击。

    1930年代初，中国正陷于积贫积弱的乱世之中，但东部沿海国门洞敞，贸易兴起，还是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发展，上海成为国内金融中心，大量内外资银行在此营业。当时实施银本位的货币制度，而银价持续下跌，白银在国内在购买力超过海外，中国享受了货币贬值带来的出口增长，经济繁荣，白银大量流入中国。而此时的西方正在大萧条的泥沼中挣扎，他们大多实施金本位，苦苦承受着金贵银贱带来的紧缩后果，再也坐不住了。1933年各国开始出手稳定银价，1934年，美国放弃金本位，使美元贬值，随后又出台《购银法案》，全球银价大涨，大量白银流出中国，中国陷入“钱荒”，史称“白银风潮”。这种情况用现在的语言叫“资本外逃”。该论文研究发现，当时上海滩上受白银冲击比较大的银行，求助于银行间市场，避免了大规模的银行破产现象和金融动荡，整个经济体也避免了系统性风险，保持了稳定。成功抵御了白银风潮冲击之后，民国经济的“黄金十年”得以延续，也为后面的全面抗日战争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。

    当时的银行业跟如今有很大区别，比如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（国民政府一直是小政府），更没有一家强力的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，当时的中央银行甚至连货币发行都不能完全掌控（白银风潮后才建立法币制度），银行业类似于新古典的自由银行制度。而1932年开始，上海银行公会已经建立了银行间同业市场。该论文通过量化分析后认为，是这一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存在，使银行业有效应对了冲击。而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，未加入银行间市场的钱庄，则遭受巨大损失，纷纷破产，最后是国民政府组织大型银行给予救助。

    这一实例，为我们展现了银行同业业务的天然职能：通过银行间调剂资金余缺，从而实现减震器、稳定网的功能，保持经济、金融稳定。

    这些同业业务原本是金融机构极其常规的日常业务。1984年10月，人行开始履行央行职责，商业银行业务由四大专业银行办理，二级银行制度形成，央行开始允许四大专业银行间互相拆借资金，同业拆借便开始出现。1986年初开始，央行又允许全国各地建立同业拆借市场，但随后各地乱象很多，于是央行开始清理整顿，筹建全国统一的银行同业拆借市场。该市场最终于1996年1月成立，并于6月放开利率管制，成为我国利率市场化的先声。此后，央行有步骤地放开其他金融机构（保险公司、证券公司等）进入市场，同业市场规模越来越大，发展进入快车道。

    同业市场成为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相互借钱（指基础货币，亦即银行存放央行的准备金）的交易场所，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：在这个市场上借钱是做什么用的？也就是说，这个业务的初心是什么，或者说，根本逻辑是什么。同业业务至少能实现两大类功能：

（1）短期功能，调剂资金余缺。单单就拆借业务而言，监管一直明确这是“短期资金拆借”的行为，主要是为了调剂资金余缺，是一种流动性管理方式。这就好比1935年“白银风潮”中的例子，在关键时刻，银行间相互江湖救急，保持了整个体系的稳定。这一需求来自于银行天然的期限错配。比如，存款期限很短（活期存款甚至客户随时可取），信贷投放期限更长，万一储户提取（或转至他行）存款超过预期，或者重要客户有临时的信贷申请，银行就先筹措同业资金应付流动性需求。换言之，自从可以从同业市场借钱周转，银行就可以适度降低自己的流动性储备，把更多资金投放给借款人，更好地支持实体。否则，银行得囤更多资金用于不时之需，对实体的支持力度也就弱了。

（2）中长期功能，优化银行间资源配置。除调剂资金短期余缺外，同业业务也可用于更长期限的资金交易，以优化不同银行之间的资源配置。比如，不同的银行有不同的擅长领域，有些银行严重“偏科”，A银行擅长甄别信用风险，发放贷款，但基础货币不足，吸收存款并不是它的强项，而B银行则擅长吸收存款，但并不擅长放贷款。那么，A银行可向B银行借入一定期限的资金（同业存放），用于发放贷款，赚取利差（但也承担贷款风险，风险-收益匹配），B银行也分享了回报（同业业务实现了B银行从A银行“借”放款能力）。前面例子中A、B银行是业务能力不同，此外也有可能是监管条件不同，比如，C银行存贷款客户都很多，但资本金不足，资本充足率已到极限，无法向某位重要客户新增贷款，而D银行存贷款基础都弱，资本充足率不高。于是，C银行向D银行投放一笔同业存款，D银行再向此客户投放贷款（同业业务实现了C银行从D银行“借”资本金）。如果没有同业业务，那么B银行、C银行的资金将很难用于支持实体，只能趴在账上睡觉。所以，同业业务也能起到优化资源配置、支持实体的作用。

    因此，同业业务的初心，和所有金融业务一样，原本都必须是支持实体，增加社会总产出。这是一项非常“正经”的业务，那么它后来如何慢慢变味了呢？

    虽然金融应支持实体，但不是无条件把资金投向实体，风险控制是永远的主题。银行为了追求更高盈利，难免有冲动去承担更多风险。因此，为了控制银行业整体风险水平，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，监管层设定了各种指标，涉及流动性风险管理、信用风险管理、资本充足性管理等方面，从根本上遏制银行风险扩张的冲动。

    而聪明的银行人慢慢发现，同业业务可以成为额外加风险（也就是额外赚收入）的手段。同业业务的不规范行为，从原理上讲，都可归纳为规避监管，实现额外的风险扩张。风险扩张的手段，无非加杠杆、加错配（久期）、降信用。

（1）加杠杆。借入同业负债，投向同业资产或其他资产，这会增加全行杠杆水平。前文已提到，如果最终投向实体的，那这本身符合同业业务初衷，对于存款基础差但资产基础好的银行，其实是合适的做法。但如果杠杆因此过度扩大，风险可能会超过银行自身管理能力。原本，资本充足率等监管指标可以管控银行过度加杠杆，制约他们过度风险扩张。但是，早年，非标问世之后，银行通过把信贷资产包装成风险权重更低的同业资产，实现了资本漏提，美化了资本充足率指标。这是典型的监管套利，非标的引进，使同业业务发生异化，成为节省资本，从而实现额外加杠杆的手段。2014年《127号文》已要求这些非标也按100%权重计提风险权重，但新的花样仍时有出现。

（2）加错配（久期）。银行往往通过短负债、长资产，赚取错配收益，但也承担了错配带来的利率风险、流动性风险。为控制风险水平，监管层往往对错配程度有严格规定。但是，同业业务可以多层嵌套，虽然每一家银行的错配程度都是合规的，但从头到尾算起来，全链条的错配程度则高得离谱了。这样的市场，一旦有风吹草动，就可能带来巨大波动，2013年6月“钱荒”就是例证，多家银行的同业业务头尾相接，层层嵌套，层层错配，一旦中间某家银行发生违约，就会产生链锁反应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同业业务不再是减震器，而是刚好相反，反而加大了市场波动。因此，监管层一直在要求减少嵌套环节。

（3）降信用。为管控银行资产的信用风险，监管层设定了很多指标，包括不良率、拨备要求、投向要求（某些领域不允许投放）等。但是，把信贷资产包装成同业投资后，尤其是把资产质量较差、投向不符要求的信贷包装过去，就可以美化上述一些指标。以此，银行通过节省监管成本（比如拨备）额外增加了盈利。这一现象在2012年之后特别突出，当时监管开始管控银行将信贷投向房地产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，在利润驱使下，银行便以同业投资（非标等）的形式向这些领域放款，从而规避了投向要求监管。这些行为构成了所谓的“出表”，一直遭受质疑。

    上述这些行为，通过把信贷包装成同业投资，或者加大错配、杠杆的方式，突破监管规定，从而额外增加盈利。这些行为像吸食鸦片，一旦染上就有点难戒。

    只要有利润，就会有人冒险。从同业市场借入短期资金，用于投放长期资产，实现盈利，这种不当做法几乎在同业市场早期就已出现，屡禁不绝。到了近年，尤其是2012年开始监管、调控逐渐从严，这种规避监管的需求越来越强烈，这些做法也就越来越盛行。监管层意识到风险在积聚，也发生了2013年“钱荒”这种局部风险事件，于是开始一系列管控。

    2014年《127号文》给予了全面管控，银行间同业业务的占比开始回落，但仍有新法子不断被发明出来，主要是通过非银通道实施的同业业务开始增加。2015年底，央行出台了MPA，2016年开始试行，对全部“广义信贷”给予总量管控，才对同业资产规模有明显遏制。2016年下半年开始，央行启动金融去杠杆，主动抬高了银行间市场利率，使同业业务的资金成本抬升，有些套利业务变得无利可图，开始瓦解。2017年3月，银监会开始一系列监管检查，监管套利是其中重点。在这一系列政策联合治理下，非银同业业务开始显著收缩。

    未来，同业业务首先要回归支持实体的初心，起到调剂短期资金或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，成为银行业的减震器，和支持实体的利器。同业业务是一种资金批发业务，也是支持实体的方式，尤其是对业务严重偏科的银行，意义重大。不同银行可以审视自己的比较优势，根据自身资产、负债业务能力和客户禀赋，合理选择同业业务类型。资产业务特别强的，可以主动吸收同业负债，用于放款；负债业务特别强的，则可以将资金批发给资产业务优势银行，实现共赢。但在开展这些业务的过程中，不能借机规避监管，美化监管指标，额外扩张风险，这是触不得的红线。

    为达成回归实体之目标，需要监管层对银行的同业业务行为严加管控。预计后续，针对同业业务的监管高压不会放松，密集检查不会放松，对查出的监管套利行为施以严惩。但现行“一行三会”的监管体系给监管检查带来一定的难度，尤其是当同业业务涉及不同监管部门管辖的金融机构时（比如银行与证券公司之间），单个监管部门无法实现穿透检查，不同监管部门之间又协调不足，因此仍有监管漏洞。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成立，能够弥补这一漏洞，负责整体金融体系的监管，通过汇集全行业数据，实现“一穿到底”，让监管套利行为无处遁形。

    但同时，并不能排除不会有新的监管套利行为被“发明”出来，况且金稳委新近成立，待其发挥成效也需时日。因此，在监管真的做到万无一失之前，总量管制依然有必要，在无法确定某笔业务是否存在“监管套利”行为时，权宜之计只能是先控制总量。因此，类似同业负债占比之类的要求短期内仍有必要。待到未来监管效果良好，监管套利行为被有效遏制之后，可以适度放松总量管制，使严重偏科的银行也有用武之地，投入到支持实体中来。

    本文作者为国信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剑，原文发表于《清华金融评论》2018年第2期，原文标题《商业银行同业业务逻辑与演进》